一、锣鼓还未开张，
他身上就生长出了一串又
一串喜剧，瞧京西宾馆小
姐们的那脸那嘴那腰?
他来了。
带着黄土地的一身泥土，带蓿田野上的薰风，带着领导、同行、战友和亲人们的殷切希望，急急忙忙、跨着大步走来了。
他来了。
朝这座令人景仰而又生几分畏怯的殿堂走来了，毫不踌躇地、气昂昂笑微微地走来。那模样，好象他是腰缠万贯的专业户，要在这里举行新闻发布会。象走红了的乡镇企业主，要在这里举办高级招待会。那步子，急急地、切切地、热烈地、坚定地。
不管他急也好，慢也好，心里踏实也好，装模做样也好，不等他走到门跟前，在门口站岗的两位武警战士就非常礼貌地迎上前来：
“同志，你干什么?”
“开会。"
“什么会?”
“剧协四次代表大会。”
两位战士迅速地从上到下，从下到上把他打量了一下，又问：
“你是哪个单位的?”
“大厂。”
“大厂是什么单位?”
“大厂不是单位，是县。”
“县?”
“廊坊地区。”
战士微微红了一下脸，不再问什么了，说道。“请出示一下通知。”
他连说了几个有有有，手却从书包翻到身上，从身上又慌乱地翻到书包里，最后忍不住哎呀一声：“糟糕，忘带了。”说着又自我解嘲地笑着补充道，“你看我这人，来时记得清清楚楚装在衣兜里了，怎么能忘带了，唉唉唉，这下坏事儿了，我说同志，我是特地赶来开会的，我不骗你，真的。”
忘带了?不骗人?这一回，两位战士眼睛里的话说出来了。你看，穿了一件绿不绿，黄不黄，土里八叽的庄稼衣裳，上面落了一层土。脚上的鞋倒是牛皮的，可惜不见一星油花，鞋面部泛白了。不注意打扮倒罢了，风尘仆仆地赶来开会，竟然忘带通知书?笑话。瞧这副模样，他知道这是首都北京的京西宾馆吗?这里是他这号人出进的地方吗?居然想充中国的剧作家?
就在双方争执不下时，参加会议的省文化厅一位领导从里面看见了他，赶紧迎出来寒喧一番，这才救了他的大驾。 进到里面分手，他入乡随俗，非常自然地把双脚迈进了电梯。从一楼到九楼，从九楼到一楼，上上下下折腾了几个来回，就是不出电梯。服务员奇怪了。咦，这个人是咋回事儿?是过电梯瘾还是犯神经?一问，姑娘当着他的面倒没有怎么敢放肆。等把他送到开会的楼层，姑娘再也忍不住了，那柳枝儿一般细柔的腰身被笑声折腾得直都直不起来了，听姑娘们那叽叽嘎嘎地笑哇。
也难怪，他不懂电梯的规矩，没有按到几楼去的指示灯，又不愿问。他还满以为这电梯的服务员也跟公共汽车上的售票员一样，会主动地通报“站名”呢。
会议的伙食是可想而知了。参加会议的是十万万人的中国戏剧界的优秀代表和精灵，能次吗?他倒好，看着那红的、黄的、白的，五颜六色的山珍海味，竟然无从下箸食之无味。别人都兴致勃勃地指着点着桌子上的“进口货”呼名道姓引经据典，以示自己的见多识广，他却被这些花花绿绿的东西闹得扑朔迷离，五迷三遭了。别人举箸下叉，有滋有味地咀嚼着、吞噬着、互让着。他不认识菜，不认识人，当然就觉得有点冷落，有点不自然，那巳经善于消化玉黍饽饽高梁面的肠胃，对这丰盛的宴席竟然没有丝毫的食欲。期乱吃了两口就离开了蜂巢一般热闹的餐厅。
出了宾馆的门，他又觉得肚子是空了点，漫无目的地走了不几步，眼睛突然一亮，朝宾馆斜对过一个烤白薯的老头快步走去。他非常香甜地吃了几块，又买了一书包，乐乐嗬嗬地回去了。以后就以此为主要补充，度过了平生第一次难忘的剧代会。服务员们发现了他扔在地上、纸篓里的白薯皮，那忍俊不禁而又充满了郾夷的嘴角，弯得象一钩下弦月。
在京西宾馆的小姐们中间，他很快成了一个新闻人物。见他来了，她们总要挤眉弄眼，用忍着笑的眼睛多看他几眼。
不过不要紧。别看他一身土气引起值勤战士的怀疑，别看他和那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孔老圣人的脾气相反，别看宾馆小姐们那腰那脸那嘴弯撤得走了形，大会和同行们对他是尊重的，选举的时候，他被推举为全国剧协理事，还是满票。他就是本文的主人公——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理事、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评剧团团长赵德平。
二、他是个没心没肺的“活
宝”，他那寸寸肝肠又无不充满着
情和意
“活宝”一词是我们家乡一带的方言，意思是这人身上的怪多、笑话多，别人谁都可以和他没深没浅、无边无沿地耍笑、开心，他同样是毫无忌讳地戏弄、作践别人，这类人，大都是性格豁达、开朗，肚子里从来不放事的人。
赵德平就是这么一个人。
他肚子里的笑话更是_．篓篓的。他讲。在全乡的计划生育会上，乡长批评我们袁庄说，袁庄人有啥能耐?袁庄人根本把中央的基本国策不当一回事，节育，上环号召了多少回，不如放个屁。你前脚刚走，她转身叭叽就是一个小木匠。我们袁庄人家家户户都会木匠，你看这不把我们袁庄人都骂了吗?群众对党风不满，对党员以权谋私不满，人家不直接说。有一回，村里来了个卖冰棍的，一个孩子向他爸要冰棍吃，他爸是怎么说的?你们猜。他爸非常正经地对孩子说，好我的儿子呢，你还想吃，党员同志都没有吃呢，还能轮上你?周围人～听轰常大笑，在场的几个党员脸却红了。群众嘴里那笑话，有时候既巧妙又尖刻，你想编也编不了那么好。
有人说，赵德平的身上从头到脚，每一个毛细孔都藏着笑话。有人说，他要把肚子里那些荤的、索的、文的、武的、城里的、乡下的、荤味素餐的笑料写成书，《笑林广记》也要显得逊色。
欢快的笑语，和谐的气氛，使人很容易看见现时的他，儿时的他，看见他那无忧无虑、充满玫瑰色的童年。听我问起，他又夹了一口粉条：
“嗨，我长这么大，可苦了。我不到七个月就生了下来，听我妈说，生下来能装在我爸的鞋壳里，你说我有多大点?”他笑着，用手比划着，“谁都说活不了，我妈硬是把我养活了。‘跑反’时把我跑丢了，我爸我妈急得简直要疯了。我总觉得报答不完父母的思。你上村里打听去，我是有名的大孝子。”
“我们小时候，哈哈，可真是傻淘傻淘的，我们那一拨有那么八九个相好，整天在一起搞恶作剧，上到树上撒尿，蹲在墙头上给黄狗头上拉屎，都干过。”
“生活困难时期，饿得人没啥吃，我们就整天偷生苞米吃。有一回，伙伴张国良告诉我们说，一个地方有一片甜瓜地。我说，咱们晚上去偷。太阳落山以后，我们全去了。还有一里地光景，遇到了白茬地，没遮没拦，大摇大摆地不行啊，怎么办?张国良喊了一声卧倒，我们全都趴在地上。他又喊了一声前进，我们又匍匐着向瓜地前进。那时节，全国正在大学解放军，我们这些小人儿也从心里热爱、羡慕解放军，学解放军的姿势谁都乐意。我们爬呀爬呀，好不容易爬到跟前，一看，去他的，甜瓜早拔秧了。瓜没吃着，小肚皮全磨得快出血了，我们把张国良好个一顿臭骂。”
他那连说带笑的叙述，使饭桌上的笑声再次爆起，也把每一个人似乎都带回到天真无邪的童年。
“你上学时喜欢文学吧?”
“谈不上，不过从小学到中学我的作文一直特别好。我初中毕业教初一，我那个班的作文比赛在全县也是第一。”
“你怎么没有继续上高中?是没考上，还是家里生活困难?”
“不是。”他说，“那是在初三那年的一天晚上，老师在自习课上转了一圈之后走了，我溜到窗外用竹竿把房檐下的一个大马蜂窝捅了。我原想捅掉后溜回教室，没想一个窗户没关，马蜂全扑进教室，向同学们发起报复性的攻击，我受到了老师严厉的批评和警告，一害怕，我逃学了，以后老师几次让我回校上课，我再没有回去。”
就这样，一个马蜂窝捅得他彻底结束了学校生活，开始了修理地球、改造地球的伟业。再以后，在田间、村头、街道、门上、窗上处处需要敬献毛主席画像，以示忠心，他因为有绘画擅长，被当时的伯乐相中，调到县文化馆，进了县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画布景、学月琴、当演员、当导演，一九七五年，试写了一出小戏《支农路上》，破天荒地在省里获了奖。这，也许是他人生道路上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
“我这个人，糊里糊涂长这么大，也没福气，穷和苦把我跟了几十年。我到县文化馆时，每月挣三张大票子，我留一半，给生产队交一半。孩子妈为了减轻点负担，每天把挨个排队的四个孩子用绳子拴在炕上、窗户根底下，锁上门去生产队上工。回来后，孩子不是哭得睡着了，就是一片屎一片尿，嗨，那日子过的，给你说你都不相信。”
不少人在说起不堪回首的往事时，总是激动、气愤、悲伤、落泪、慨叹。他说这些的时候，始终是大声地说，大声地笑，苦涩的童年，艰难的日月留给他的不是痛苦、哀伤，而是甜蜜的回忆。多苦的事儿从他嘴里出来，也总带着一种苦甜苦甜的味儿，充满了深深的情和意。
三、在剧团，他跟谁都开玩笑，
跟谁都非常严肃，却没有一个人说
他不好的，包括他的女儿女婿
无情未必真豪杰，多情未必不丈夫。这话是谁说的?记不清了，反正是一位先哲。赵德平是属于前者还是属于后者?他好象两者兼而有之。嗬，他成了一个高大全式的完人了。其实不是。在剧团，他跟谁都开玩笑，跟谁又都非常严肃。他好象跟谁都没心没肺，可谁都怕他不怕他，谁都说他好，包括他的女儿女婿。
大厂县评剧团成立于学中心演中心的一九七四年，当时只是一个文艺宣传队。论元老，赵德平算其中之一。不管当时这个宣传队是为谁服务的，对文艺这一行他是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在袁庄，他就爱画个画，唱个戏，说个三句半。进了宣传队，他又学会了月琴。他不是把宣传队看作至高无上的事业，看作共产主义事业的一个部分才喜爱的。从心里讲，他还没有那么明确的人生观和革命觉悟。他是因为喜欢文艺才被选进了宣传队。他热爱戏剧这门艺术，从踏进梨园之门那天起虽然没有想到立志献身，却也压根没有打过何时离开的算盘。他种过庄稼，学过木匠，始终对这两个行当没有感情。不是他想逃出农村这个穷坑。在人生的旅途上，他总觉得唱戏演戏是他谋生的理想王国。他如愿以尝了，后来却偏偏又离开了剧团，进了县文化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第一个春天来临了，我们党的事业也象那大自然的春天一样，在一声春雷之后，宣告了寒冬的结束。在新的长征路上，出现了千军竞发，百舸争流的壮观景象。冬蛰了多少年的文艺舞台也在这明媚的春光里彻底复苏了。对此，他为之欢呼，为之雀跃，也仅仅是欢呼雀跃一下而已。不过，他实在没有想到，一个偶然的事件使他的生活发生了转机。
一九八二年春节到了，评剧团的演出海报贴出去了，票卖完了，演员们却罢戏拒演，提包一拎，回家过年去了。老百姓朝着戏园子大骂：“这不是糟践人吗?啥玩艺儿剧团，要在前些年，非把他们一个个当反革命抓起来不可!”
政治影响太坏了。
在剧团面临穷途末路之日时，领导上又想到了他，他答应出山，也向领导提出了几个条件：一、剧团要彻底改组，团员的走与留由我定，冗员由政府安排。二、别再让团员从家里背着粮食上班，用粮票在粮站买粮。三、班子由我组阁。四、解决一点住房。
领导答应了。
剧团精减时，五十八个人他只留了二十五个，想托人情走后门留下，没门。
几十双极为不满的眼睛都盯着他，几十张背惯了台词的嘴都跟他过不去。他知道自己伤众了，把耳朵窟窿一堵，任你沸沸扬扬去，骂也好，损也好，怕得罪人就别想站住脚。
这第一脚好赖算踢出去了。
第二脚就是治窝。
剧团太不象个剧团了。在县城外的马路边上，几十个人只有七八问宿舍，让一九七六年唐山那场大地震摇得山墙裂缝，加之不注意修缮，下雨全漏。有一回，青天白日，从开裂的墙缝里窜出一条二尺长的花蛇，吓得谁也不敢去那间屋休息。院子里的大坑小洼，雨天过后，大坑小洼里竟然有小鱼在腾跃。作为剧团，没有排练厅，也没有门脸，院墙是用铁刺围成的，路人都以为这是某家的施工仓库。这样的环境，和剧团演员们先前的精神风貌倒是完全一致的。这样的环境能出好戏吗?
赵德平先到政府泡蘑菇要钱，领导体谅他，给他拨了一万。一万元，如今这一万元能干什么呢?赵德平不嫌少。回团里细细一合计，只请了几个木工瓦匠，其余挖基呀、和泥呀、搬砖呀、运灰呀，全是“戏人”。砖瓦是他们自己用排子车一车一车运回来的，院子里的大坑小洼是他们自己推土垫起来的。两个月下来，团员们一个个累得鼻子尖了，眼睛大了，嗓子变了。可他们脸上那个乐。一万元他们办成了多少事儿?二十一间砖瓦房拔地而起，几百米的院墙砌起来了，甬道铺就了，厕所建好了，排练厅有了，危房不危了，小垂柳栽上了，一万元办成了这么多的事儿，真是辉煌战果，战果辉煌呀。这一回，他们有了真正的窝，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了。
楷简是为了轻装上阵，治窝是为了安定军心。作为艺术团体，要立脚，要生存，要发展，就要不断改革。多少年来，剧团总是由国家养活着。政策变了，省里也给各级艺术团体念了点紧箍咒，“定额补贴，费用包干，自负盈亏”，再想在国家的大锅里懒懒散散地盛饭吃，不行喽。赵德平更绝，剧团既然不能吃国家的“大锅饭”，那好，团员们也别想吃剧团的“大锅饭”。他把工资制度改了个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不管你是国营的，集体的，临时的，调出时有你的基本工资介绍。在剧团，谁也没有基本工资，什么外出补助呀，奖金呀、什么上浮动呀、下浮动呀，全没有。他算过，外出演戏每人每天补两块五，加上工资，演出不如在家。社会效益是重要的，可那一阵，演戏没人看，国家大把大把地贴钱，两个效益皆无，有谁提出过异议?现在，平时嘻嘻哈哈的赵德平提出了这个问题，工资全浮动，一切全在工资里，每月根据收入评一次。分贡献、业务水平、练功和考勤、思想作风、劳动等四个方面。这样，主演你若休假或者上场少，贡献一项就拿不到多少分，或者你在其他方面懒惰了，就有可能在练功、劳动方面拿不到分。新演员在业务水平方面也许争不上多少分，但在贡献、练功、思想作风、劳动等方面也有可能拿到高分。这样，谁也别想偷懒，谁也别想摆谱。为了共同的事业，为了剧团的振兴，探着向前干吧。
现在看，这个大胆的尝试是成功的。当初实行的时候，谁的手心里不捏着一把汗呐。头三脚难踢，踢出去了，以后的路就躺出来了。若是官，交椅也就稳当了。若干事业，也就少了许多阻力。若是第一脚踢不好，你往后的日子就得费点劲。尤其是在人人都不能须臾离开的金钱方面，触动了大伙儿那敏感的神经，弄不好就会功亏一篑，一切完蛋。这一切，他心里清楚．也比任何一个人都要担心。现在，大小报纸、电台都称赞他这是一个突破，一个绝招，他也可以大声地笑，大声地讲，当初的外界，谁不说他张狂，谁不说他是胡闹。在眼下，全国的文艺团体，义有几家实行了这一招?没有，他们没有如此的魄力和胆量，也没有那种和谐的环境和整齐的人心。
这头三脚，确实有政治家的风度，改革家的风采。这三脚，也确实只有剧作家赵德平能踢出来。
当然，和他文弱性格格格不入的还有他治团的“严”。
两个青年人为整理宿舍内务上的一点事犯了口角，找他评理。他一听就火了：“回去回去，谁也没理，每人掏十块钱。”两个小青年一听就傻眼了，谁也没理?这叫哪家的理呀!他见两个人站着发愣，又说：“愣啥?大伙都象你们一样象个碎嘴老太太，咱这戏就甭演了，光鸡毛蒜皮的事都处理不完。”之后，大会上又点了一下。从此，团员们之间再没有了婆婆妈妈的事儿。
他们团还有一条规矩，那就是，只要剧团不外出，所有人每天早晨、晚上必须赶到剧团练功，风雨阴晴，雷打不功。有人说这不正规，是形式主义，赵德平说：“我不为其他，就是为了培养大家一种自觉精神。”
开始，也许一些人接受不了。到后来他们有了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以后，他们才理解了自己的团长，也理解了他那“严”字的含义。他的严，正是来自他对这个剧团，对团员们深沉地感情。
剧团在廊坊汇演，下午四点钟，演贝宛瑞海突然面对墙壁呜呜哭起来了。一问，才知道是弟弟来电话，父亲病危住院，催他赶快回去。别人代他请假，赵德平一口咬定不能回，那语气、神情坚定得让人心寒。别人想安慰宛瑞海几句，他不让，还说。“别管他，让他哭，哭一阵心里就会好受一些。”接着又叮嘱道，“瑞海，今晚的戏可不能演砸了。”宛瑞海没有答应，哭声更大了，不过他明白，赵德平的决定是对的，那场演出，是关系到他们的戏能否进省会演出的关键时刻。他知道，就是感情上过不去，晚上十一点，大幕落下了，有关领导高兴地要接见主要演员，宛瑞海也是一个。不等他去，赵德平又让他别参加接见，快回去看老父亲，门外，小汽车早就准备好了，宛瑞海又一次流泪了。
他们有个团规，在剧团工作不满二年者，不得谈恋爱。等到年轻人熬过了这段时间，该考虑个人问题了，他又比年轻人还热心，牵线搭桥，穿针引线，光他们团内部结成伉俪泊勺有好几对都是他促成的。
他们团的演员除极个别的在县城工作外，绝大部分在农村或在外地，为了解决这些人的后顾之忧，他们办起了小丑厂，该安排的全安排了。
这二年，年轻人陆续成家生孩子了，拖累大了。他和几个团长…商量，托儿所幼儿园又办起来了。给《嫁》剧谱曲的王乐师因病去逝好几年了，他现在提说起来还是惋惜不止：“王老师那人是个有雄心壮志的人，他要活着，也许我们的新兴剧种燕剧早闯出去了，那人是个人材，可惜呀。”自从工资实行全浮动以后，主要演员月工资最高拿到二百六十元，最少也在一百一二，他始终只拿自己那八九十元基本工资。
有这样的领导者，谁能不服?
四、在家里，他的权和威仍
不亚于在剧团，全家人谁都对他
有意见，也包括他的女儿女婿
赵德平现在的家，算得上真正的梨园之家了。一个三十八人的小剧团，他们一家占了五个，大女儿，小女儿，大姑爷，二姑爷。
这个情况，在我心里开始还真嘀咕了一阵子。我对外界对赵德平的评价无形中打了一个折扣。我怀疑那些好心肠的宣传者是否了解到了真正的情况，能写几个好剧本，不见得能当个好的领导。在我听到剧团同志的一致好评时，我仍然怀疑他们的话是出于真心还是来自一种无形的威慑力?赵德平是一团之长，又有王朝马汉四员将在那儿守着，谁敢乱说乱动?这种逆反心理，是出于强者(我是从省委机关去的人，大伙儿口口声声叫我苏同志，把我这个跑腿的也当成了领导)对弱者的偏护?还是这些年裙带网造成的神经过敏症?反正当时我的心确是这么想的。当我在剧团老老实实住了八天，用争分夺秒的速度和团员们很快厮混熟了之后，心中的疑窦顿然释解，继之而来的是对他油然而生的敬意。赵德平对团员严，对家人更严。
他们团有个规矩，“凡本团团员，参加工作两年之内不得谈恋爱，违犯者，一律辞退。”他的大女儿偏偏就把这个规矩没当一回事儿，硬是和一个小伙子好上了。女儿有一个小盘算，我爸是团长，能咋的?她把那团规当成了墙上贴的一张空文。赵德平知道了情况，他没有批评、规劝女儿暂时放下此事，他召集全团人员宣布，开除了女儿和未来的姑爷。
一九八五年，他们团因为功劳卓著，上级专门给了他们二十个转正指标，别人都转了，唯独他的二女儿没有转，论资历、论业务、论人缘，条件满够，他就是生不让转。他的妻子知道了，这位对丈夫忠心耿耿而又强悍泼辣的女人就象护犊的母牛被侵犯者激怒了一样，也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我问你，你这个当团长的为啥给我的小杰(二女儿)不转?她哪一点不如入?啊，你说，你说呀?她在啥地方得罪你了，啊?当一个臭团长，有啥了不起的。你别为了自个给上爬拿我女儿垫脚，我看你那心黑着呢!”
她连珠炮似的开火，赵德平不着急。不过，他要盛饭，妻子夺了他的饭碗。他想喝水，妻子=食走了暖瓶：“你得跟我说清楚，说清楚!”
“有啥说的，因为我是他父亲。”
“你够当爸的资格吗，啊，你把我娘几个坑得好苦哇!”
从来不轻易流泪的妻予哭了，她一边哭一边数说赵德平的“桩桩罪行一，哭诉自己的功劳、苦劳和疲劳。赵德平看见妻子哭了之后，狠了她两句：“你真是个娘们，只要是那块料，以后转正机会有的是。”扔下这话，就蹬上车子回县城剧团去了，一上路就乐乐嗬嗬唱开了，把家里发生的不快忘了个一干二净。他虽然知道女儿该转，可他把这根本不当一回事儿。
在她的二女儿身上还有一件事情。剧团在唐山某地演出，他那被开除的大女儿从保定回家来了。二女儿知道后，非常想回去看看几年没见面的姐姐，带队的副团长没有批准。小公主见姐心切，干脆来了个不辞而别，心想大不了检讨几句了事，谁知赵德平却不答应。他当时没有随团出去，在家忙活其他事项，知道女儿的事情之后，他在全团大会上把女儿熊得脸肿鼻青，最后宣布罚款四十元。乖乖，这只是一天二十四个钟头那么长时间呀!难怪被罚了十块钱的小年轻知道这件事后之庆幸自己运气好呢。
笔者原来没有给赵德平单独立传的思想准备，但无意中我遇见了他的大女儿。
这是位漂亮腼腆的姑娘。
“你是赵德平的大女儿?”
“嗯的。”
“听说你爸把你们小俩口开除过? 有这事儿?”
她低着头，点点头。
“离团以后，在什么地方?”
“在保定一个剧团混饭吃。”
“后来呢?”
“剧团垮台了，我们没有饭吃了，就回来了。”
“你爸爸答应的?”
“托人给我爸说好话。”
“你们怎么不说?”
“不敢。”
“真的那么怕他?”
“嗯。”
“你是什么时间回团的?”
“不长。”
“现在干什么?”
“在小工厂。”
“为什么不演戏?”
她笑了一下，又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摇摇头：“我也说不好，反正他不让。”
“你们被你爸开除，有意见吗?”
“当时任谁说也不行，气得我们直哭。”
“现在不哭了?”
“咳，怎么说呢，我们难，我爸他想千点事儿也不易。”
说着，她又文静地一笑，走了。
几句简短的对话使我思绪万千，我很想再找找他的二女儿。
乐队的几个年轻人合练《在希望的田野上》的合奏曲。我一进屋，乐曲铿尔而止。和他们漫谈片刻之后，我问打洋琴的那化姑娘。
“你叫赵小杰?”
“是的。”她回答之后又笑着反问我，“你怎么知道?”
“我不光知道你会打洋琴，还知道你是赵德平的二公主。”
她格格格地笑了。
“你对象在什么地方?”
不等她回答，其他几个小伙子抢着回答：“还什么对象?已经都结婚了，就在我们团。”
“噢，干什么的?”
“弹三弦的。”
“叫什么?”
“韩海清。”
“韩海清?”
“怎么，你不认识，上午他不是参加你的座谈会了吗?”
噢噢，我记起来了。在上午集体座谈的五个人中，就有韩海清。小伙子长得精干，说话也非常条理。座谈中，他一口一个“我们赵团长那人以身作则没说的”。“我们赵团长对人真严，可那人心眼真好，他跟谁都合得来。”接着就是观点加例子，不慌不忙，条条理理。当时我心里直夸这小子还真可以，没有想到，也没有人给我当面介绍(座谈会没有任何领导陪着)，也没有人给我私下介绍他就是赵德平的姑爷，我为饭后的新发现感到高兴。
“噢，那好那好，海清上午谈得不错。小杰，你们吃饭怎么办?”
“自个做。"
“那好哇，你爸为团里的事够辛苦的啦，你可要做点好屹的给他。”
她笑了。
“别舍不得。”
“他不吃。”
“为啥?”
“他从来不和我们一起吃饭。”
“那他怎么办?”
“他和副团长何凤元搭拨起伙。”
“那何必呢?”
“他就是那个脾气。”
“怎么不和你们一起吃?”
“他不愿意。”
“有了好吃的呢?”
“也不。”
“平时你去他的办公室多不多?”
“他根本不让我们进他的屋。”
“真的?”
“不信你问他们。”
我这人有个怪脾气，对感兴趣的人愿意看个透彻我决定再走访一下德平的妻子。
因为要去家里看看，德平要买些水果之类的东西招待我这个客人，中途拐进了一家村办小卖店。我和副团长何凤元先走一步。
喝住了大黄狗，越过了听话的羊，赶开了觅食的鸡，撵走了卧在土炕上的大花猫，德平同志的妻子这才忙着给我们倒茶。何凤元给她说，
“嗳，介绍一下，这是省委的苏同志，今天专门来看你。”
不知道听清了没有，反正她没有任何喜悦、欢迎的表示，也没有说“辛苦”、“麻烦”之类的絮子话。喝了一口水，我主动打破客主之间的隔膜说：
“赵德平这儿年把剧团搞得不错，你也有一半功劳哇。”
我原本想用这话引起她的高兴和自豪，象一般女人那样，先假谦虚一阵，然后毫不掩饰地夸自己的男人。谁知她却象点燃了的导火索，满肚子的委屈、火气向我撒来。
“我呀，自从进了赵家门，算倒霉了。”
“我们结婚的时候，他十九，我二十一。他刚十九，懂啥呀?啥也不懂，就知道贪玩。家中里外大小事都要我操心。论干活，他不如别人，队里评工我是十个分，给他只评九个。你问问他，家里地里的苦活全是我干了，他哪是个儿，你问他我说的是实话不?
“他那人干活，谁都看不上眼，人又瘦又小又没力气，干活没个干活的架势，就爱干闲情。家里的事从来不管，村里的事儿可热心呢，红事、白事、打架、分家、说媒，没有他不掺和的。你看干庄稼活不行，人缘蛮好，写个字画个画其他人可比不上，以后就在村校教书。他这个人，小时傻淘傻淘的，他那底细我全知道。
“在文化火革命中，他因为画毛主席像画得好，县里看 上了，凋他到县文化馆。一个月三十块钱，他可能给你说 了?为了少欠队里的款子，每次下地，我把不懂事的孩子一个一个用绳子拴在炕上，等下地回来，孩子拉了尿了，哭够了又睡过去了，常常是屎尿一身，你问他说过一句疼话么?
“他现在成了国家干部，还写戏，听说给他的钱不少，他给我用过一分钱吗?除了给家里捎回来这台彩电和洗衣机，我见过他一分钱?他在文化馆那阵，我隔三差五给他贴饽饽送去，他就爱吃我贴的饽饽。他用稿费奖励他的那伙人，我却一分钱也用不上。听说他最近在全团大会上讲，又把三百五十块钱献给团里办事了?”
她说这话的时间，眼睛盯着何风元。
何凤元笑着说：“你听谁说他把三百五十块钱给团里了?”
“我听谁说?反正有人给我说。”
“瞎说。”
“瞎说?你当我不知道?你跟他足一伙，都是你们鼓捣的他。”
“嗨，等会他就回来了，你可以当面问他。”
“你当我不敢问，我就要问，我怕他?前两年，农村政策一活，家里办了个磨光小工厂，要办到现在，少说也赚个三万五万的。他可好，一进刚团，小工厂的机器全卖了，说顾不上了。
“家里分了十几亩地，种粮、种棉、种菜、运肥、喂猪，养羊、收庄稼，女子不干，女婿不干，他更不管。我一年收入二三千，他才挣几个钱，还老往外贴钱，你看看，我亏不亏?”
一直无言以对的我，避开了她的话题，笑着问道：“你现在转了城镇户口了吧?”
“我们娘几个都转了，去年县里为了奖励他，给了三个指标，这要不是他还真不行。”
正说着，赵德平回来了，她那絮絮叨叨也就停止了。何风元望着她只是不出声地笑。不知是出于虚荣心还是为了显示一下她的大女子主义，她问赵德平：
“听说你又把几百块钱给团里了?”她表情很严肃，似乎很生气，实际上语气明显地不象刚才那么冲。
“瞎说。”德平根本不看她，给我边剥桔子边回答。
“你以为我不知道?”她也不看丈夫，边忙活边说。
“嗨，你这人就能听人瞎传话，团里有点急事借用几天，谁说我不要了。”
她嘟嚷着什么，到外屋给炉子添煤去了。
五、有人说，赵德平靠五斤
苹果一瓶开水的营养就能培育出
一部大戏，他却说：“乡情，是我
创作五部曲的源泉和力量。”
据说，古时有一位著名的诗人在创作之前，总是磨好墨，摆好纸笔，然后蒙头：大睡，睡足之后提笔一挥而就，一字不改。当代著名作家柳青在写《创业史》时，一句话总要在另一页纸上写十几种不同的表述方法，然后择优而定之。部队青年作家李存葆，在写一部中篇时，把自己关在连队一个小屋子里，等作品问世，二百多袋方便面千干净净，他的胡子、头发却跟方便面一样长。
在创作这块领地上，作家们的脾气秉性各有不同。
赵德平眼下虽然不能和古今名人相提并论，他创作的那种吃苦劲儿，不在任何人之下。他只有初中文化程度，在短短几年时间却创作成功大型现代评剧《嫁不出去的姑娘》、《啼笑皆非》、《罪人》、《男妇女主任》、《私生活》，据剧团的人介绍，赵德平每在动手写剧本之前，提溜一暖瓶开水、五六斤苹果，屋门从外反锁，凝神静思，马上就进入一个空灵的世界。等到水净果光，饥肠辘辘，精疲力竭，大脑细胞也有点麻木的时候，剧本也就随着这喜悦的阵痛脱胎而出。奇特的方式和惊人的速度，在剧团被传为笑谈。也有一些人觉得惊异：五斤苹果(+)一暖瓶开水=一部大型现代戏，这是什么营养学?于是有人就替他吹呼，赵德平这人不简单，靠几斤苹果一壶水就能写出一部戏。圣水圣果出圣书，他在一些人眼睛里变得神秘起来。赵德平听说后两手在胸前一抱，在大腿上一拍，哈哈又乐了：“有些人就会瞎吹。”
“你创作时感到困难吗?”
“这倒从来没有过。”他说，“我是在农村这个苦窝子生养长大的，村里人家的一些喜怒哀乐之事又爱掺和，那时倒没有其他非份之想，只觉得这是乡情，为大伙跑点腿办点事是一大乐事。无形中，也就更深一层地理解了他们的思想感情，我和他们同欢乐、共忧愁，提起笔来，他们的言谈话语，音容笑貌便都涌到了眼前。”
多么诚挚的话语。对于养育了单薄的身体和生命的那块贫瘠的土地，对没有赐于他“一顿象样的饭和菜”的故土，对于在生活的底层努力、奋斗、挣扎的父老乡亲的命运，他是那么眷念、深情。难怪这个生性乐观的活宝写起剧来虽然其中不乏令人捧腹的场面，而那主题的尖锐、深刻、严肃，都是一般人所不能及的。切不要从表面判断他是一个“无忱无虑无忱愁，世态炎凉皆看破”的南无阿弥陀佛，他用达观的笑眼时刻在注视着政治风云的变化，用艺术的彩笔为乡亲们写戏，为乡亲们说话呀!
晚上闲聊，他给我谈起了几个剧本的创作经过。屋子里有烟，有糖，有茶，有水。其他人都是喝茶、吸烟、剥糖。他，手往袖子里一抄，连润嗓子的水也没喝，有滋有味地扯起了他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
一九七八年，他们县一个军人复员回家，小伙子长得精精神神，快三十的人了却还没有对象。他家弟兄五个，他排行老大，父母为他的婚事心急如火，托人介绍了一只眼姑娘，东凑西借给了女家几百元彩礼。几百元买一个一只眼本是一件憾事，小伙子很知足，父母亲高兴。家境太穷哇，虽然不象解放前那样吃了上顿没下顿，手头的活钱还是没有几个大子儿。天命如此，谁让他们太穷呢。男婚女嫁，人之常情。没钱娶俊的，单眼双眼都一样，只要不影响办事儿，能传宗接代就行。眼看要登记了，姑娘却眯起了她那“一目了然”的傲眼，非要追加二百元才显得她那单眼值钱。当时那个复员军人在砖瓦厂工作，为凑不齐二百元愁眉不展，长吁短叹。有一天他们宿舍的一个工人丢了几百元钱，人们便怀疑窃贼是他。小伙子有口难辩，便投河自尽了。这件事当时在大厂县的土地上广为流传，由此引出的此类悲剧全都被人们从记忆里翻腾出来。有人伤感，有人落泪，有人叹息，有人诅咒。他赵德平也被深深地激动了。十年动乱，国穷民穷，一场“就是好，就是好”的大革命，没有使人们变得更文明，农村中封建买卖婚姻的风却愈刮愈烈。买卖婚姻，使姑娘们的玉体升值人格贬值了，给我们这贫困的生活平添了多少出悲剧呀!他要揭露，批判封建的买卖婚姻，为身受毒害的青年男女及其父母大声疾呼。就这样，他所熟悉的有关此方面的种种人和事，呼啦啦涌现在眼前，接受他的检验、选择。很快，在五斤苹果一壶水的滋润下，第一个大型现代评剧诞生了，这就是一九七八年创作的《嫁不出去的姑娘》。尽管这个新生儿弱小得有点儿不足分量，全团的人员都喜欢它，爱护它，广大的观众以一阵又一阵的笑声，一阵又一阵的掌声欢迎它，捧着它。它终于健壮地成长起来，由大厂走向省会，走向北京，走上银幕，走遍全国，给剧团赢来了赫赫声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使神州大地解冻，万物萌发生机，也使国门上那长期封闭的锈锁哗然开启。一股强劲的对流风吹遍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的每一个角落，“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调子停止了弹唱，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空洞喧嚷不再变得那么虚无飘渺，四化建设、两个翻番变成了新长征路上的进军号，改革，开放，搞活，成了当今中国的生活主旋律。生活，在自我陶醉的东方巨人面前展示了丰富绚烂的姿彩，也激起了他们不甘于落后世界民族之林的自尊心和雄心壮志。他们要迅跑，要腾飞，要追回无休止的内耗所浪费的光明，要在不太长的时间把十万万人带向一个美好、文明、和睦的世界。巨人的脚步是坚定的、激昂的、急切的，但在急切中又有些杂乱，就象一部协奏曲，既有主旋又有副旋一样。所不同的是曲子和生活不一样，一个是必须有配调才成曲，一个足不希望有但不可避免要有。封闭的，均等的，无菌的，清一色的“社会主义”结束了，万花筒一般旋转的世界使我们的一些人眼晕，包括一些战争年代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中奋斗过来，又熬了十年牛棚生活的老同志，有些人对嘈嘈切切的新生活的主旋和副旋分不出良莠了。一些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沉淀物重新浮起，很快就俘虏了我们队伍中的一些意志薄弱者。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党内的不正之风，互相交织，迅速蔓延滋长，良民百姓的呼声愈来愈高。连我们的党中央也惊呼，在某些方面，我们党内出现了腐败现象，执改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谈论不正之风，人人切齿痛恨、怨声载道，包括那些搞不正之风的人。人人都为共产党担忧，也包括那些借改革捞一把的人。就连那些对共产党感恩戴德的黎民百姓都觉得共产党不如原来亲了。其实，共产党是个好党，这一点老百姓心里明白。他们只是对那些利用权势为自己营私却给别人上政治课的共产党员干部不满而巳。这部分人按比例是极少数，可确实比前些年多了好多。前些年，林彪在台上的时候，叫嚷“权权权，命相连，无权黄连苦，有权似蜜甜”。如今，丢掉权虽然和生死关系不大，但没钱不如有钱，有钱不如有权，权势还是重要的。“朝里有人好做官”，老百姓说这是古今之训，对否?也许偏激了一点，这愤激之言说明他们在关心着国家大事。交通、税务、公安、工商、粮站、商业、水电、卫生，等等。各个行业都有带行业特点的谋私风，就连仓库守大门的也能揩到数千元的油水。真是一人有权，七姑八姨沾光。一人有钱，就可以使人鬼推磨。大官有大官的势力范围，小官有小官的谋私地盘，行业有行业的“自留地”，就苦了无权无势无钱的百姓，这一浪高过一浪的不正之风何时了?共产党是以彻底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共产党员和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有些人偏偏见利忘义，老好人又比前些年多了些，人都学奸了学滑了，不能不使人焦心。赵德平是个舞文弄墨的剧作家，他知道自己人微言轻，无力扭转这种歪风，可他有笔，他要用手中的笔揭露、批判这种现象，以引起社会的注意。他在生活的“金库”中寻觅良机，这个机会终于来了。在农村，最多的纠纷是宅基地问题，袁庄有两户就为这个问题闹得难解难分，而且惊动了乡、县的不少领导者。一个宅基地纠纷，能惊动不少大官，村人议论纷纷，大多数人都站在弱者一边，因为另一方是个县里的干部。这件事，赵德平当然也掺和进去了，在调解完毕之后，他想，这件事为什么大伙儿那么关心?能否把它作为剧本素材挖掘出更深刻的社会意义?熟虑的结果，他断定，老百姓议论多的也就是他们关心的，写他们关心的就有意义。在调动了生活素材之后，在苹果开水的滋润之下，一个以宅基地为引线的，批判、讽刺以权谋私和不正之风的大型喜剧《啼笑皆非》又诞生了。很快，在观众的笑声巾获了奖，在观众的掌声中走上了银幕。
改革，开放，搞活，随之也带来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新变化。这种变化随着新旧两种体制的相互交替在进行剧烈地．交锋，经济观念、经商观念、理论观念、思想观念、道德观念、法制观念、伦理观念、信息观念、金钱观念，等等等等，数不清的新旧两种观念，一个在守，一个在攻，使人们的思想显得异常地活跃，而在某些方面，落后的，愚昧的封建残余观念就表现得相当顽固和守旧。有一件事情，使赵德平在难以平息情绪的情况下把悲喜剧《罪人》搬上了舞台。一个山区的年轻的女学生，被歹徒拦路强奸之后，家里人在舆论的压力之下迫使姑娘辍学，而把她象牛羊一样卖给了离家几百里地之外的大厂县。从山区到平原，尽管路途艰险，交通不便，那些没有腿脚、翅膀的舆论和流言蜚语并没有舍她而去，它们爬过了高山大河，追上了可怜的姑娘，使姑娘在夫家、在无人知晓的大厂县的土地上被舆论压得抬不起头，而那个流氓、恶棍、色鬼呢，法律上无人追究，舆论上无人谴责，至今没能受到法律的审判，无辜的姑娘真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这件事情，使赵德平的灵魂受到强烈地震动。“世界巳进入了电子时代，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对妇女的偏见，为啥还这么严重!”“做人难，做女人更难!”这撕肝裂肺的一呼，使舜台上下震动。记得《罪人》一剧首场给全县三千会演出，台下分成了截然不同的两派，少数派说赵德平的这出戏编得有水平，思想深度，社会容量超过了《嫁》剧和《啼》剧，为妇女同志说了话，在思想观念上是一大突破。多数派则激烈反对，认为此剧观点不对，台上没有一个好人哪成?到底谁是罪人，两派谁也无暇顾及。如沸水煮的议论使赵德平惊喜不已，他没有盲从，也没有自弃，更没有去磨平戏中的棱角，而是根据大厂县的栋梁们的意见对《罪》剧进行加工，让棱角更锋利，让思想观点更鲜明，内容更充实，形象更丰满。当这个戏在广亵的土地上深深扎根之后，随着星转斗移，当时那些自以为坚持了真理，坚持了马列主义道德观的“官”们，也被《罪》剧打动了，他们和台下的其他人一样，一会儿笑得前俯后仰，一会儿心里也酸酸的。他们说，看赵德平的戏，把人的心折磨得真不好受。其实，是他们的旧伦理道德观念遇到了新观念的挑战。
在“戏剧危机”的一片议论声中，赵德平蔫不吱声地连续创作成功了五部大型现代评剧，使一个只有九万人之众的小县剧团在困境中冲出了一条生路，实在让人对这位土里土气的剧作家、剧团团长刮目相看。当我们的作家为赵德平树碑立传的时候，那生花妙笔往往有忍不住的溢美之词。赵德平是很清醒的，他在短短几年之内，接连写出了五个大戏，又是获奖，又是上电视，又是拍电影，有人就觉得他那脑袋瓜特别灵，是新生的天才。赵德平不会装模做样，也学不会顺水推舟，他对大官小干部，文人老百姓，全抛之以心：
“净瞎吹，我可没那个才气。我的几个戏，要没有剧团这块土壤和大伙儿的七嘴八舌，肯定长不好。”他说，“找写的剧本，第一稿都非常糙，有时糙得没法看，只是故事编织起来了，主题立起来了，人物有了大模样。”他非常坦率地说自已的长处，也毫不忌讳地谈自己的短处。如何弥补，把璞琢成玉?就是依靠剧团这拨人把戏搬上舞台，接受实践、群众的检验。对演员，导演、领导、行家、观众的意见，他都认真听取，不怕别人说三道四，吹毛求疵，在众语声中磨戏。《嫁》剧诞生于一九七八年，到现在巳经大修大改了十余次，在剧本获奖、戏巳搬上银幕、全国已有二百八十多家剧团索要了脚本排演之后，他还在进行修改。《啼》剧在赴省会演出的先一天晚上十二点上车出发之前，他还在根据从群众中“窃听”得来的意见进行修改。
执着、坚定、虚心，对生活深沉地爱，对生养了自己那块土地上的乡亲们的难割难舍之情，这是我们一些自以为艺术上娴熟，不出屋就可以写戏的行家里手难以和德平攀比，只能出一些浮皮了草的平庸之作的根本原因。
年龄、阅历、创造，赵德平都巳由童年走向成年。四十岁，正是一个人一生中生命的成熟期、全盛期，这是一个令人陶醉的黄金季节。在这个收获的季节，他有什么打算?他说：“《嫁》剧就那个样了，《啼笑皆非》和《罪人》，一个电影厂、一家电视台都准备开拍，我得抓紧修改本子。此外，一九八六年争取再写一部新戏。”
他说这番话时，是在一年一度的一九八六年春节到来之前，在一九八六年马上就要从历史上翻过去的时候，《啼笑皆非》的电影巳开拍了一半，《罪》剧电视脚本也写好了。新戏，
果然又写出了一部。
“根红苗正的刘青华，
共产党就是我亲爹妈。”
“工作从不讲代价，
让我干啥我干啥。”
“贫协里边当代表，
大会小会全参加。”
“带头先吃忆苦饭，
风雨里带头去滚爬。”
“文革中实行大字报，
我虽不会写，不会画，
成桶的浆糊都是我熬的。”
“没有功劳有苦劳，
没有苦劳我疲劳大。”
就是这么一位工作积极，心红志坚，没有文化，没有能耐的老实疙瘩，在干部队伍精简的时候就是减不下去，最后只好让他当了妇女主任，闹出了一串又一串笑话。这就是他的新作，大型现代纯喜剧《男妇女主任》。他把艺术之笔又伸向了我们能上不能下的干部制度。
赵德平向我介绍这个剧情的时候，非常兴奋，他说：
“现在这干部制度讲要能上能下，实际上有几个实行的，工作平庸，没犯错误的有几个下来了。现在人们还有一个印象，凡下台干部都是有问题、犯错误的，这种思想观念大有市场，这都是干部制度改革的阻力。我现在最寄希望的是《男妇女主任》，我要在明年三月进京演出时争取上首都舞台，我要让刘青华走进阿Q、梁生宝、陈奂生的行列，我要让人一见到生活中的这类干部就提到《妇女主任》刘青华。”
最寄希望于这个新戏?记得《啼》剧刚出手的时候，他这么说。《嫁》剧刚出手的时候，他这么说。《妇女生任》正在排演，他又这么说。看来，他是永远不会满足的。
不满是向上的车轮，它装载着我们的主人公不断向前去。
真令人欣喜啊，真令人刮目相看啊，生活的骄子，生活的富翁——赵德平。
六、笔者发表声明
我始去大厂评剧团搞调查前，不知道廊坊有个大厂县，大厂县有个评剧团，评剧团有个赵德平，《嫁不出去的姑娘》的戏剧、电影全没看。调查中，我一直没有萌生给赵德平写传的意念，自惭形秽，人家是啥?出了几个大戏的中国剧协理事，如今红得发紫，蒸蒸日上。咱是啥?处理党政公文的平庸之人，两股道，两码事。
在不断地交往中，我们熟了，我了解了他的为人，我被他忘我的事业心所感动，为他向观众写戏，不赶形势时髦的品质所感动，为他热爱我们的时代，热爱生活又不满生活的诚挚态度所感动，便开始跃跃欲试，想为他写点么什。这对他，至今都是个秘密。不为别的，怕失败，我缺乏他那种坦率和勇气。
一次，和德平闲聊，他无意中说出了这么一件事，有一位文学爱好者给他写了一篇报告文学，题目是《燕赵大地上的一颗新星》，某家编辑部寄来清样请他过目，他没让登。
“快拉倒吧，那文章开头第一句话就是，一位农家妇女生下了一个皮包骨的婴儿。这是啥话?这不是寒碜我吗。”
说这话的时候，他仍然是那么大声地说，大声地笑，没．有丝毫埋怨、忌恨之处。
写完这篇文章的时候，他的这番话猛不丁又冒出脑海，我始觉惶然，生怕也落一个寒碜朋友的结局。继而一想，又坦然了，对这位为大厂县、为我省戏剧界赢得了广泛声誉的“活宝”朋友，就是文中真有不恭之处，他是会理解的，至于他是“新星”也罢，“皮包骨”也罢，全无关紧要。我所担心的，乃是他在生活中的社会价值，我们赋于“活宝”一词新的含义是否能全部概括?
不过，他可能无暇顾及这篇拙作。他是一个忙人，在这多姿多彩的春天，他要忙着耕耘、播种、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