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以中央十八号文件的形式,下发了《关于1991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通知》，在六项大内容的第五项,专门讲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指出,“各地要把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内容，从今冬开始，用两三年的时间，分期分批在农村普遍开展这项工作”；
1991年2月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关于在农村普遍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意见》通知，此报告是经中央同意的；
1991年6月15日，中共中央以11号文件的形式批转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中央政策研究室《关于目前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开展情况的报告》的通知；
1991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就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问题有一场答记者问；
1991年7月13日，报界权威《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目是：《进一步抓好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1991年8月2日。中共河北省委在塞外张家口召开了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工作座谈会，部分地、市、县委书记和省委有关部分负责同志与会，会议由省委书记邢崇智同志主持，主管社教的省委副书记李炳良、省委常委宣传部长韩立成到会并发了言；
1991年8月3日上午，中共河北省委召开第二十七次常委会议。讨论同意《全省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工作座谈会纪要》，根据常委会议讨论意见进行修改后发出；讨论并同意《关于调整充实省委农村“社教”办公室的请示报告》。议定：办公室由省委研究室、农工部、组织部、宣传部共同组建。办公室设综合组、宣传教育组、经济政策组、组织组、督查组。办公室主任由肖万钧同志担任。副主任由其他领导小组成员担任，并分别兼任有关组的组长；
1991年8月5日，中共河北省委以文件形式转发了座谈会纪要，纪要提出。“全省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大体上按照‘三个三分之一’的要求进行部署。即：以县为单位，每年铺开三分之一的村，分三年搞完；县以上党政机关，每年抽三分之一的干部，组成工作队，下乡搞社教；地、市、县领导干部中，每年有三分之一的人员到第一线具体指导。每个村的社教,以一年为期,其中集中进行的时间不少于半年”；
1991年11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被列为第二十九条、三十条、三十一条，《决定》指出：“按照中央的部署，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正在农村集中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这是全面推进农村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战略任务，是发动和组织农民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的一项基础工作,对于加强和改善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提高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密切党与农民群众的关系,促进农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具有深远的意义。各级党委要认真总结经验，严密组织，精心指导，分期分批，用二、三年的时间把这次集中教育搞好,并且把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这项根本性工作长期抓下去。”《决定》指出：“这次集中进行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基本任务是：深入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党在农村的方针政策，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切实加强以党支部为核心的村级组织建设。各地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切实解决干部群众普遍关心、影响改革和发展的突出问题，全面完成这三项任务。要把思想教育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要坚持思想教育、正面教育、自我教育为主。要根据各村的实际情况提出具体要求，努力做到：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信念和国家观念、集体观念明显增强；以党支部为核心的村级组织比较健全，能够积极发挥作用；各业承包合同和集体经济管理制度基本完善。农民急需而又可能做到的服务能够开展；群众反映强烈而又能够解决的问题得到解决；经济发展有了切实可行的规划；社会风气、社会治安状况显著好转。”《决定》还指出：。从中央到地方都应根据实际情况的需要，抽调机关干部，采取组织工作队等形式，由领导干部带领，深入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工作。”为了加强对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领导，各级党委都要成立领导小组，组成专门工作班子。地、县领导干部要亲自抓点,到第一线具体指导”；
中共中央十三届八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共河北省委召开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动员大会，八万五千名党政机关干部深入全省一万七千个村开展工作。
至此，由中共河北省委统一部署的社教工作，在全省全面铺开。
工作铺开了，那很有些气势的开局在上上下下省内省外震动不小,八万五千大军下农村，成功，辉煌之举；失败，不就是成绩平平，那负效应也是巨大的。
八万人马成为燕赵大地上一时的热门话题，赞成、反对、中庸、担心、忧虑、叹息、热话、凉话、淡话、讥讽、挖苦、轻蔑，什么态度什么话语都有。
对八万人的举动是如此。对社教，上下左右四面八方各个阶层各类人员也是议论纷纷。有认为现行政策要“急刹车”的，有希望“急刹车”的；有担心会不会象过去那样“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有希望割的；有担心把社教搞成。政治运动”的，有希望“运动”的；有怕又象“文革”那样自己被游斗的，有希望那样斗斗的；有热烈欢迎的，有坚决反对的；有无所谓的,有担心的。不管欢迎也好，反对也好，担心也好，无所谓也好，在同一个欢迎反对担心无所谓里又各有不同的想法和目的。
不能不让人议论担心。八万人就象八万颗种子撒开了，能生根、能开花、能结果吗?“三同”也好“四同”也好。五同”“六同”也好，其他同都好说,这派饭能吃下去吗?这同劳动，过去生产队的好说，现在到哪家地里去干活好呢?既然是教育，教育就是开会。这群众大会能开起来吗?中央强调，教育要和解决实际问题、要和解决群众所关心的问题相结合，能解决问题吗?这些年来，农村日积月累的党内腐败问题、干部仗权谋私问题、社会治安问题计划生育问题、宅基地问题、集体财务问题、土地调整问题、各种承包合同纠纷问题、民间结盟问题、宗教地下势力问题、婚丧事大操大办问题、欺街占道问题、赌博卖淫嫖娼问题、因各种原因导致干群关系紧张问题,农民负担过重问题，等等等等，能解决得了吗?别看这些年教育始终没断过线，干部也没少下过基层下过“乡”，但真正解决问题、真正见了实效、让农民群众打心眼里叫好的，除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开放、治理整顿几个教育比较深入人心外,还有哪些在群众头脑中有印象呢?别看我们的一份份总结材料写得严丝合缝天花乱坠且有长长一串数字为佐证，确实有说服力的东西有多少呢?“一级哄一级，哄到政治局”,“村哄乡、乡哄县，一直哄到国务院。”流传在社会上的此类顺口溜是尖刻偏激片面了些。也不能说一点道理没有。我们的党政机关干部这些年很少下乡了，所谓的下乡也只是下到乡这一级，下到村里去的可以说是为数寥寥。要不然,我们的公仆在农民家吃一两顿饭坐一两次土坑头就不会成为记者先生的新鲜事儿被请上报端。八万人马下去了,下到了中国农村的最基层最底层。能吃得惯、住得惯吗?能蹲得住、干得实吗?问题解决不了怎么办?解
决不好陷进矛盾拔不出腿怎么办?干部怕挨整消极怠工怎么
办?群众想借机整干部怎么办?这次的社教和六十年代的社
教有什么不同?。两不整”的原则如何理解如何掌握?
或许有人看见这些一串又一串的问号会哑然一笑说，哎呀呀．八字没见一撇，就这个担心那个顾虑，是不是有点杞人忧天?有点婆婆妈妈小家子气?是不是用这些问号故意虚张声势给社教来点铺垫给这篇文章造成波澜?绝不是，这些问号都有实实在在的内容，虚张声势是唬不住人的。
十一届六中全会之后，应某刊物之约，笔者要写一篇密切干群关系的文章。所到之处，听到看到的一些现象，真应该让“全党同志必须保持高度警觉”，有这么几组事例。
△1989年，某县对四个乡进行不完全统计，发生较大影响的打击报复村干部案件二十多起，尚不包括一般性的吵架打骂及贴白纸送花圈等无直接经济损失的毁誉行为。 △1989年，某山区县连续发生四十八起报复干部事件。仅殴打、放火、投毒、爆炸事件就占二十五起。
△1990年初，省有关部门对十个县的十四个乡二十二个村农民负担情况作了一次典型调查。发现农民年人均负担项目少则十四项，多则三十三项，多数在十五到二十项之间，人均负担三十到六十元不等，最多的乡人均负担一百三十元，最多的村人均负担三百四十元。群众不满地说：“头税(农业税)轻，二税(提留)重，三税(各种不合理负担)是个无底洞，再这样下去，让我们咋个活!”
△某县调查，农民产前产后需要十三项全程服务，百分之九十九的村只能提供其中的一两项服务，有的什么服务也提供不了。有一个一百八十八户的村，浇堆服务如果有组织，二十台柴油机足够用，因为没有统一服务，群众先后购置八十台柴油机，浇地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好。
△某县某村原党支部书记×××任期三年，吃喝公款六千六百元，八百人的小村，每个人头八元有余。
△某县某村，从1980年到1989年，十年卖得集体林木款十八万元。村干部开假条子说：“上级干部在我家吃饭四十天，每天补助三十元，共计一千二百元。”你开我也开，竟把十八万元一点一点全部装进个人腰包。
△某县距县城二十里地的一个村，群众二十年没见过县里的领导。
△某县计生委抓计划生育包村，群众看不见计生委干部的影子。
△1989年冬，某县某乡搞一项很有些难度的突击性工作，等工作告一段落，二十个村发生放火事件五百起。
△群众给我们的某些党政机关干部画像：大干部坐着汽车看，小干部骑着车子转，大干部吃住进宾馆，小干部吃喝去饭店，顶多看看万元户，走时带点土特产。
△群众为某些乡镇干部画像：骑车进村九点种，画个王八端酒盅，一喝喝到三点半，说句醉话往回蹬。
△请看一位乡干部的牢骚：我们成年到头干的是催粮要票子，追肚扎口子，扒坟烧老子，拆房揭盖子，打狗药耗子，造表要数字，广播练嗓子，一年累个死，群众骂我们是王八犊子。
△某县1989年初对全县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农村党员队伍状况进行了一次全面调查，发现：真正能够组织带领群众治穷致富，独立完成上级布置的各项工作任务的村班子约占三分之一；有百分之八十的支部两年没有组织过党员活动；有百分之四十二的党支部十年没有发展党员；有百分之三十的党员不能按期交纳党费。某乡有三个村的七十多名党员，三年半没交过党费。全县村干部中。五十岁左右的农村干部约占半敷，三十岁以下的仅占百分之三，而这百分之三多数是从部队复员的。
上述这些东鳞西爪的事，没有什么整体性，更谈不上什么宏观性。当然，在我们党的事业中，最多只能算是奔腾咆哮的洪流上面漂浮的一些泡沫一些枯枝败叶，对此，有人也许不以为然，有人也许感到难以相信，有人也许觉得尽管事情不大，这么公开是否有损于党的光辉形象?《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中有一段话：“我们党同群众的关系、干部同群众的关系总的说是好的。但是，这些年来在一些党员干部中也滋长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个人主义和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有的发展到相当严重的地步。”“全党同志必须保持高度警觉”。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有力量，就在于说真话，还在于敢坦率地承认自己的失误和过错，尽管承认这些要比承认成绩痛苦得多。
至于一个村多年没有党支部、多年不交公购粮之类的新奇事儿。那是社教当中才发现的，此是后话。
不能不让人议论担心，这八万人的工作要是热热闹闹浮浮漂漂辛辛苦苦忙忙碌碌马马虎虎糊糊涂涂走了过场，向中央怎么交待?向六千万燕赵父老兄弟怎么交待。群众怎么看我们?我们以后说话还灵吗?
善良的人在担心，八万工作队员在担心，各级领导者在担心，省委领导也不是能预测生死未来的预言家。
八万大军，浩浩荡荡哇!
八万大军，任务繁重．战果如何?开局如何?人人密切注视!
八万大军，受到了各级敲锣打鼓的热烈欢迎。开初几天，城乡到处是锣声鼓声欢迎声，那阵势有点象逢年过节的喜庆，也有点“文革”欢呼最新指示发表的热闹。还没有等人们从这种喜庆的气氛中回过神来，就好象有一根看不见的指挥棒在空中猛然向下一杀．锣鼓声人声嗄然结束。一切恢复如初，好象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这冷不丁地平静，使各级领导者猛然间又一次感到了肩上的份量。突然地平静，使指挥中心的工作人员感到茫然。此后，差不多有一个月时间，省委书记谈防止社教走过场，地市委书记谈防止社教走过场，县委书记也在谈防止社教走过场，有谈要要坚持高标准的，有谈要注意处理好几个关系的，育谈要“一接头、二开会、三搭台(定计划)、四唱戏一的，有谈要抓住几个环节的，有谈要防止几个偏颇的，有提出要坚持几个始终的。更多的是谈如何开局，有主张坚持“三同”贴近群众的，有主张开好第一个动员会的，有要求工作队员在亮好相的，有认为各级领导干部要带着行李卷住到点上去的，有把大上农田基本建设作为开场戏的，有把吃好派饭做为突破口的，有把参加收秋种麦做为联络感情第一步的。翻开那_段的省委社教办公室的《社教简报》，几乎全是各级头头脑脑的论谈，看起来挺花梢挺新鲜实际上全是坐而论道。开始，人还觉得新鲜有点味儿，几篇过去就有点腻，再多就烦了。有人拿着简报哗哗翻着说。全是这玩意儿能把社教搞好吗?说话的人着急．一线无战事，办公室的人们更着急，他们急需给领导提供的不是什么新观点新言论，而是社教第一线的真实消息。
他们在焦急中编发着领导者们的宏论，在焦急中期待着第一线的好消息。
终于，消息来了。
工作队员们受到了群众的热情欢迎与接待，什么让好房子送新被子呀，什么送来开水包饺子呀，好，发《简报》。
派饭吃起来了，好，发《简报》。
工作队员到地里和群众一起劳动去了，不，有的进村没打开行李就到地里去了，不，有的没进村就到地里去了，好，发《简报》。
社教大标语上墙了，黑板报换上新内容了，广播喇叭开始响起来了，好，发《简报》。
这些来自第一线的消息，每一条都使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感到新鲜高兴，精神为之一振，透过这些消息，他们看见了第一线的火热生活。
威县有个前苏庄，前苏庄是个后进村。一墙之隔有个后苏庄．后苏庄是个先进村。前苏庄是威县第一批在册的社教村，后苏庄可能是第二批或者第三批。以后搞不搞还说不准，响鼓也许不用重棰敲呢。看到前苏庄社教搞得有声有色很快解决了好些问题，后苏庄党支部书记苏元申和村主任韩宝室来到前苏庄找工作队，要求工作队挂着他们村搞社教。这是坐在家里想不到的新鲜事儿，让威县把情况写细一点快快报来，题目就是：“编外社教村”是怎样产生的。
赞皇县白家窑村，一百三十七户，六百零三口人，别看村小，工作在全县却落后得很有点名声，从1983年，先后换了九任支书，集体帐本上只剩下一角五分钱，有一次开计划生育会，喇叭连喊带催，一个钟头，到会者共有七八人，就是这么一个难抓挠的村，在社教工作队进村后的第九天，却成功地召开了该村自1970年以来的第一次群众大会，全村散居五华里，一户不落，有的还是全家到会。其中到会的青年占全村青年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九。有人断定那些每天收入一二百元的运输户不会理茬，结果，六十二个运输户，一个不拉地全部到会。这个村有八十九户信教群众，开会那天。恰逢天主教徒做礼拜，听说工作组要开村民大会，天主教会长于卷和说：“工作组说的事，关系到咱们每个人的利益，得先开群众会。”你说能不让人兴奋，人们担心的是群众大会能不能开成，自家窑却开成了，而且是二十一年来第一次群众大会，马到成功，旗开得胜，奥妙何在?这样的信息还能不用?好，题目就是：白家窑村二十一年来的第一次群众大会是怎样开起来的?标题长就长一点，这样文风更朴实意思更明白也更吸引人。
安国市南王庄村用现身说法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我说社会主艾好”讲说会，从上午一直开到下午一点，人们仍不肯离去，这现象这清息能说不好么?
在这里，需要全文刊载的是邱县县委对这次社教和六十年代的社教进行了比较，发现有十点不同。这十点不同有新意有观点，既概括了其他地方的六不同七不同八不同，也从某此方面体现新时期我们的县委、我们的干部水平，内容如下。
一、名称不同。上次社教称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这次社教叫做“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工作”。
二、性质不同。“四清”的性质定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这次社教是“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导下的一次农村干部群众的自我教育活动”，其实质是思想教育。
三、党的政治路线不同。“四清”的指导路线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次社教是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指导下进行的。
四、工作方针不同。“四清”的工作方针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这次社教的工作方式是：以思想教育为主，正面教育为主，自我教育为主，不整干部，不整群众。
五、任务不同。上次社教的任务是：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这次社教的任务是：用社会主义思想占领农村阵地；全面落实党在农村的方针政策．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引导农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加强以党支部为核心的村级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核心领导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六、工作重点不同。上次社教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这次社教的重点是加强基层组织建设。
七、工作方法不同。上次社教的工作方法主要是：工作队发动贫下中农，组织阶级队伍，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逐步形成领导核心；槁扎根串连，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对班子瘫痪的村实行一切权力归贫下中农协会,抛开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搞社教。这次社教在各级党组织领导下进行，坚持普遍教育与重点教育相结合，坚持思想教育与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相结合，坚持正面教育。
八、依靠力量不同。上次社教依靠群众大多数，依靠干部大多数，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这次社教则强调在当地党委统一领导下依靠基层党组织、基层干部和党员，坚持群众路线，解决问题工作队不能包办代替。
九、考核标准不同。上次社教由于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所以六条衡量标准中主要是贫下中农是否真正发动起来了，干部中的“四不清”问题是否解决了，等等。这次社教的考核标准也是六条，主要看是否建好一个党支部，走好一条致富路，农村中的一些实际问题是否得到解决。
十、对干部的处置方式不同。上次社教对干部搞“人人洗澡”，“有枣没枣打一杆”。对犯错误的干部，搞的是斗争、审查，罢官、夺权，实行群众检举揭发，工作队定案。这次社教明确提出，不整干部，不整群众，不搞人人过关，不搞无中生有和矛盾扩大化，但有问题也要解决。对犯错误的党员、干部，根据政策和法律按正常渠道处理。
摘自省《社教简报》第五十六期
真正震动人心的。是清苑县阳城、易县孔各庄、曲阳县喜峪等老大难村工作队员不回避矛盾，敢于叫真碰硬，很快解决了多年没有解决的老大难问题。
阳城、孔各庄、喜峪的情况由省委社教办主任肖万钧同志向省委四届三次全会报告后,效应是轰动性的。在《社教简报》刊发后，效应也是轰动性的。接触矛盾，解决矛盾，一直是人们普遍担心的一个问题。阳城、孔各庄、喜峪老大难问题的成功解决,给人们趟出了一条路子,做出了样子，增添了战胜困难的勇气。
如果说，社教之初，人们的普遍心理是迷茫、忧虑和担心的话，那么，随着社教第一线的消息不断传来，人们的迷茫、忧虑和担心则随着每一个喜讯那怕是很微弱的喜讯，在一点一点化解。阳城、孔各庄、喜峪问题的解决，使人们去掉了最大的一块心病。也许我们的社教村有的搞得好有的搞得差有的搞得一般，也许会有许多不能让人满意的地方，但谁都会相信：只要真抓，就真能解决问题。
来自第一线的每一条喜讯，象一朵朵报春花，给人们带来春的喜悦。
来自第一线的每一条喜讯，象一缕缕春风，拂去了人们心头的迷茫、忧虑和担心，带来的是信心、勇气、力量和希望。
